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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研究

我們對60多家在華外企的研發和創新主管進行了 200多次半結構式訪談。其中來自歐洲和美國企業的人數相當，此外還有來自日本和加拿大企業的高管。這些公司來自各行各業，涵蓋了能源、材料、資本貨物、運輸、汽車、機床、耐用消費品、零售、食品和飲料、醫療保健、金融、軟件和電信等領域。訪談主要在北京和上海進行。

訪談中，我們探討了中國創新能力提升對外企研發管理提出的新挑戰。我們發現了在中國外企研發管理面臨的五個新的挑戰。

中國外企研發管理面臨的新挑戰

一、在招聘中，外企身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負擔。

外國品牌的口碑曾經是跨國公司在招聘上的一大優勢。但根據2017年的一項調查，只有18％的中國大學生希望在外企工作。相比于2013年的38％和2008年的70％以上，希望在外企上班的人數顯著下降了。中國科技公司的研發職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吸引力，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身份。這些科技公司作為當今中國繁榮昌盛、國際威望和創造力的象征，能夠吸引更多來自國內外的中國研發人員也就不足為奇了。

通過訪談，我們發現中國研發人員流動性的增加也可能是外國跨國公司本地化嘗試不完善的結果。一些跨國公司在管理當地員工時采用了照顧文化差異的管理策略（例如，根據風水學設計研發中心，確保當地員工能夠共同克服文化上對失敗的恐懼）。然而，許多企業仍未充分“本地化”自己的管理方法，無論是在本地研發領頭人的數量上還是更為重要的質量上都不夠充分。雖然在中國的管理者對中國員工的能力很清楚，但我們從訪談中也發現一些總部的管理者仍然認為“中國人不愿意冒險，不能創新”，或是更傾向于不讓中國員工參與戰略創新決策。這破壞了當地員工與國外研發管理層之間的信任。

此外，我們的訪談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現在都能為其研發人員提供與國外同行相當甚至是更好的報酬和機會。例如，從微軟或亞馬遜離職的熟練軟件工程師可以跳槽到百度級別和薪資都更高的崗位。外國公司不再是唯一可以提供參與國際項目和尖端技術研發的平臺。許多中國公司都知道應該如何吸引高質量的員工，并且現在也有資源去實現。

二、中國強化了知識產權制度。

外國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在推動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現在終于如愿以償，然而有些人卻可能會有些后悔。更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更加強大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國家對本土專利的支持，給外國企業的研發帶來了若干新挑戰。

雖然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依然廣受詬病，但過去十年中已經得到了大幅改善，并且還在不斷地完善：從2014年開始，中國各地建立了眾多擁有專業法官的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同時中國也在不斷改善本國的知識產權執法環境。過去五年中修訂了許多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此外還有更多的新的改革正在進行（例如專利法）。

這些修訂越來越多地得到了需要更多專屬權的中國創新者的推動，同時也為外國企業提供了更多專屬權。這一切的直接結果是外國企業和中國企業都在中國申請了更多專利。自2011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領先的國內專利申請者。2016年，中國提交了近350萬件的專利（130萬項發明專利，150萬項實用新型專利，65萬項外觀設計專利）。

中國政府正在推動這一專利申請趨勢。國家繼續設定專利目標（例如“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到2020年中國每10,000人擁有12項發明專利），并且將其與國有企業、國家資助的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的績效評估掛鉤。國家還推出了一系列與專利相關的補貼、財務獎勵和稅收減免政策，旨在助推這一目標。這些支持政策促進了國內企業、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專利組合的形成。

中國專利申請的增長將外資企業推入了一場新的為了爭取“經營自由”而戰的專利競賽中。“經營自由”指在不侵犯他人權利的情況下開發和使用技術的能力。這些競賽尤其推動了信息和通信技術等行業的專利和專利許可的申請，這些行業的知識高度累積，華為、中興和高通由此產生了大量專利。

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的數量隨著專利申請的爆炸式增長而飆升，中國現在在法庭上提起的知識產權民事案件數量居世界領先地位。2016年，中國法院處理了152,072起案件，創下了最高記錄。

中國98％以上的知識產權訴訟都是中國公司之間的糾紛，而外資企業也通常能夠在中國法院贏得知識產權訴訟。但近期中國知識產權訴訟的增加使得我們訪談過的外國公司開始重新評估自己的運作方式。越來越多的大規模裁決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意識到中國的知識產權訴訟可能是一場高風險的游戲。2016年，北京 Watchdata系統公司因恒寶有限公司侵犯其USB密鑰專利而獲賠750萬美元，這是中國企業之間專利侵權案件中有史以來最高的賠償。這是建立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先例的基礎上的，該案件還涉及了外國企業：2012年，在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與蘋果公司的糾紛中，經過調解蘋果向唯冠科技支付了6,000萬美元。

此外，中國不斷增加的專利無效案件也預示著新的挑戰。其中一些是中國公司提出的有關低質量專利權利要求的，有些則是針對國外企業的。此類案件數量繼續增加：2016年共接到了3,969起專利無效申請，比2015年增加7%。

中國不斷變化的專利環境對于傳統的外企研發管理模式而言是一個新的挑戰。研發部門不再主要圍繞外國技術進行發明，而需要更加認真地圍繞現有的中國技術進行發明，預測其發展軌跡并相應地規劃未來的研發。

三、將先進技術與中國隔絕將帶來更大的風險，但與中國分享技術同樣存在風險。

一般來說，外國公司沒有將尖端技術轉移到中國，也沒有在中國進行研發。這些活動都在具備更加發達的商業法律制度和更復雜的競爭市場進行。相反，跨國公司通常依靠他們在中國境外創造的技術來與中國境內的外企競爭。然而，中國創新能力的提升使這一戰略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大。

由于外國跨國公司發現他們的現有優勢受到新來的中國公司的侵蝕，面對更多挑剔的當地消費者，接受訪談的外國企業經常提到自己感到有壓力，需要在中國進行更為復雜的研發。

近期，國家有關新興產業的政策給這一切又增加了另一層復雜性，我們從新能源汽車（NEV）行業的發展軌跡能看到，自2009年底以來，中國政府已經發布了一系列針對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政策（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這些政策旨在迫使外國企業將前沿技術轉讓給中外合資企業。這些政策要求希望獲得制造許可證和新能源汽車政府采購和補貼的外國企業必須首先與當地的中國合作伙伴“合作”，在合資企業內開發新能源汽車技術。越來越多的中國汽車公司，如比亞迪、坎迪、北汽、奇瑞和吉利，正在進軍新能源汽車市場。這些企業的成功迫使我們采訪的一些西方汽車企業不得不遵守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技術轉讓政策，其他還未屈服于國家政策的老牌外企也正面臨著持續的挑戰。

技術領先期的時間長短是外國公司在中國所面臨風險的重要指標。極度研發密集型行業（例如飛機發動機）的外國公司可能還能享受一段時間的領先地位。然而現實依然是各個行業所面臨的來自國家和市場的壓力越來越大，迫使其轉移尖端技術在本土市場進行研發以求生存。最容易受到這種壓力影響的行業當屬“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新能源汽車和下一代信息技術，以及機器人技術等“中國制造2025”相關行業。

與此同時，與中國公司合作開展尖端技術項目的風險也越來越明顯。高速鐵路行業強制技術轉讓政策的故事比較為大眾所知：從2004年開始，中國鐵道部招標生產高速列車，要求中標者將先進技術轉讓給中國合作伙伴——中國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CNR）和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CSR）。然而，直到最近人們才完全意識到此次合作對西門子、阿爾斯通和川崎等參與的外國公司的影響。CRRC Corp. Ltd.是一家由CNR和CSR合并而成的中國機車車輛制造商，現在它在高鐵行業所擁有的市場份額超過西門子和阿爾斯通的總和，并且CRRC還在全球各地不斷贏得合同。為了爭奪市場份額，2017年9月西門子的火車制造部門同意與阿爾斯通合并。而川崎在將技術轉讓給CSR后，很快發現其競爭力已被CSR侵蝕。這一事件凸顯了與有著國家力量支持，同時具備快速驚人的學習能力、技術提升能力和業務擴展能力的中國企業合作存在的風險。

隨著中國企業技術能力的提升和中國政府從過去的實踐中不斷汲取經驗，外國公司面臨著兩難的困境：要么接受勉為其難的條件，轉移先進技術，在中國進行更多的研發投入；要么放棄市場份額，承擔最終可能被甩在后面的風險。對前沿業務的投資不斷增加，使得外國公司融入中國市場的成本更低，但同時也更依賴中國市場。這可能會削弱外國企業的獨立性，并且無意中更容易被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影響。在決定最優研發方向和管理當地合作伙伴兼競爭對手時，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四、創新交易成本現在可能會危及領先優勢。

過去，外國公司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要面對歧視性規定和不確定的政府關系，但是他們可以創新，而中國企業只是模仿。而現在，中國公司也在創新，但仍然可以回避許多困擾外國公司的交易成本。

中國監管環境的透明度、可預測性和公平性（包括許可證、認證和認證認可等）仍然是中國對外業務面臨的10大挑戰之一。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其中包括：披露機密商業信息是外國公司獲得許可、或獲得其他形式的監管批準、進而在一些行業（例如藥品和化學品）中經營的前提條件；一些規則要求十分繁瑣，其他關于外國技術進口和技術出口的管理規則則很模糊；醫療保險報銷清單上允許的外國藥品數量受到限制；禁止外國公司單方面獲得云計算互聯網數據中心許可；各種補貼主要支持“本土知識產權”和本土技術標準，而非支持外國研發技術的發展計劃。

在受到來自更具創新性的本地企業激烈競爭擠壓的同時，一些外國企業發現這些交易成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壓低其底線。與此同時，一些崛起的中國公司由于與當地官員的親密關系，或者因為受到國家的支持而無需承擔相等的交易成本。如果不是與政府建立了良好的聯系，那現在處于領先地位的中國企業中將只有極少數能夠依然處在這樣令人羨慕的地位。這是一個外國公司完全無法復制的優勢，通常外國企業只能通過與當地的中國公司（或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來取得相似的優勢。

跨國公司以各種方式作出回應。一些企業開始投資中國以外的市場，以使投資多元化。一些企業向中國政府傳達了新的信息，批評政策制定者“承諾疲勞”，未能兌現處理不公平交易條件的承諾。我們的訪談表明，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希望它們在中國的研發部門能夠至少維持住在中國市場的地位，雖然他們的地位已經在日益衰弱。

五、創新產品和服務的上市時間（TTM）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由于市場結構使本地市場具備了高度的響應能力，目前中國公司已經實現了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快速上市。在中國這樣一個客戶需求變幻無常的市場中，這一點尤為重要。這種活力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企業不斷提高的技術能力、靈活的質量保證、流程較少的等級結構，以及人們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重視程度較低等特性。

同時，追求過度的產品設計、嚴格的質量標準和內部流程的文化耗費了外國企業大量的時間，如今它們再也無法承擔這樣的時間成本。某些歐洲公司的這一觀念可能比美國公司更為根深蒂固，但也是這兩個地區的許多公司所面臨的一個挑戰。

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消費電子行業的受訪者都強調了要跟上創新能力日益增強的中國競爭對手的步伐，上市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制藥、醫療和工業設備行業也有著類似的趨勢。

將這些挑戰進一步復雜化的是現有產品線面臨被蠶食的威脅。雖然目前大多數中國競爭對手的創新并非突破性的，但對中國市場而言，這些已經“足夠好”，通常也很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品味和消費水平。中國企業甚至能夠吸引高端客戶轉而投向性價比更高的產品。因此，許多外國公司現在必須做出決定：是否轉向快速發展的低端細分市場，雖然這可能會削弱其對高端細分市場的控制。與此同時，一些外國公司還要考慮是否應該冒著現有產品線被進一步蠶食的危險，在中國企業揚言要趕超的新興技術上進行更深遠的創新。 

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中國的研發

面對這些挑戰，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企業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管理創新。以下是我們認為外國公司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

在本地化和越來越成為累贅的外企口碑之間保持平衡。國外研發和技術經理為中國本土研發中心帶來了豐富的經驗和廣闊的視野，應該繼續發揮其在中國研發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與此同時，外國公司需要確保其在實驗室以及實驗室以外的管理崗位上有數量足夠的當地面孔。他們無法接受職場天花板的存在，因為在中國企業他們不會遭遇職場天花板。此外，不應容忍對中國人創新能力的刻板印象和錯誤認識。這可能需要從總部開始重新定位公司文化。一些外國公司也必須重塑自我，使其外國公司的口碑更具吸引力，但仍應保持本地研發管理風格從而能夠更加適應中國文化。

在保守商業秘密的同時加快專利申請并不具有戰略意義。要在專利競賽中保持有利地位，需要外國研發部門專注生產在國內外都能夠取得專利的發明。而且，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充分考慮到中國本土專利獲取軌跡。

此外，通常在中國取得專利更快，并且一般是成批操作。這就需要快速提交更多的發明專利。有時可能需要就一些相對缺乏實質性的研發成果提交專利——通常專利律師并不會承辦和處理此類案件。我們與之交談的不少外國公司終于意識到了“實用型”專利在中國的戰略價值，盡管這些專利在美國或其他一些國家并不存在。有些公司需要在研發成果上提交更多設計類專利。

鑒于這些變化，在公司內部需要很好地協調研發和知識產權管理能力。中國境內的一些外國技術子公司仍然在管理層管理知識產權和研發，這可能會限制其對快速變化的創新能力以及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領域越來越具戰略性等狀況的應對能力。更好的溝通，例如研發和知識產權管理職能部門的結構性變革，可以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活力。

當回報超過全球風險時，在中國進行前沿創新。考慮到中國的競爭對手、合作伙伴和中國政府的能力，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更新風險與回報評估和全球化管理戰略。

和在其他國家一樣，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同樣面臨著創新錯誤的風險。但是，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公司要面臨在潛在風險較高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中進行更先進創新的挑戰。這意味著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創新風險從根本上取決于其運作模式。

無論公司選擇何種創新運作模式，都應遵循本文中提到的策略來獲取其在中國投資的回報。但是，面對中國要求外國企業向當地同行轉讓更先進技術時，外國公司還需要考慮更多。只有當他們對自己的全球運營足夠自信，相信自己能夠快速有效地應對在自己的幫助下成長起來的強大的中國競爭對手時，才能參與這些行動。這既需要積極的全球創新戰略（例如，加倍關注中國以外的有前景的研發項目，加快中國區以外的研發）和互補的商業戰略（例如，戰略性地獲取專利，在中國和海外進行更多的并購，尋求國內政府的更多支持，并將重心從中國公司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的產品線轉移到其他產品線）。

雖然很多公司都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考慮，但是很多例子證明它其實是正確的。微軟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了更充分地利用中國的創新機會，微軟于20世紀90年代末在北京建立了研究和基礎技術開發中心。該中心目前是微軟在科學出版物、專利申請和發明披露方面最具生產力和能力的中心之一。

把人才、文化和運營的重點都集中到縮短上市時間上。盡管許多中國公司的結構存在局限性（例如，產品難以走出中國），但仍能在中國實現獲得足夠的響應。外國公司需要向中國競爭對手學習“足夠好”的創新理念和快速上市的能力。公司應該在研發人員的績效評估標準中更加重視上市時間，同時還要系統地回顧文化和創新過程，減少不必要障礙，加快產品上市時間，縮短從創新發明到商業化的過程。

外國企業應該更自信地利用其在中國境內子公司的創業能力。我們的一些受訪企業已經成功推出了可行范圍內最小批量的產品，以避免過度設計，同時從客戶反饋中加速學習。為了避免因較高的市場故障率對公司聲譽的影響，產品通常由專門的非品牌初創公司發布。對世界上最大的微處理器公司之一英特爾公司來說，縮短決策路徑和更快的實驗周期有助于加速最終產品的推出和新產品的引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從六個月縮短到四個星期。

變臉藝術

超級計算機、無人機、以及許多其他創新，這些都是中國企業的新面孔。雖然我們提出的這些策略實施起來并不容易，但是西方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必須與中國創新的這一新面孔一起轉變。雖然現在已有強有力的防守策略，但同時也需要好的進攻機會。隨著外國公司紛紛學習中國企業的靈活創新，他們將把在中國學到的技能帶到公司總部以及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子公司。面對中國研發的新挑戰，企業可以采用逆向創新形式，將更加靈活的新型創新能力全球化。